日本这边吃中国产的速冻饺子导致食物中毒，警方在包装袋内侧检测出了有机磷类高致命性农药残留物，而这种物质在1月份国家新颁布的食品安全规定中已禁止使用。日媒认为在包装袋中检测出该物质很有可能是生产加工中混入的，反响已经非常强烈。真没辙，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转载）前言：吃与民族命运
　
　　一个民族的命运，要看他们吃的是什么和怎么吃。
　　　　　　　　　　　　　　　　　　——一位资深法国营养专家
　　唯此间多恶，无有自然。勤苦求欲，转相欺殆。心劳形困，饮苦食毒；如是恶务，未以宁息。
　　　　　　　　　　　　　　　　　　——《佛说无量寿经》卷下
　
　　在人脑愈来愈离不开电脑的现在，只要随便打开一家中文网站的搜索引擎搜索“食品”或“吃”等字词，结果与之最多的关联词便是“安全”和“中毒”，这素对以美食大国自负的国人不能不说是一种反讽。即就是当年曾断言：“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的民族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若泉下有知，也会惴惴不安的，我想。
　　以“永恒之城”和“母狼乳婴”故事为标志的罗马古城，因其在历史上的强大与奢侈放纵，同时还有其对中世纪欧洲和现代西方世界影响的持续力而闻名的西罗马帝国，其突然消亡原因，一直以来都是萦绕在历代西方史学家思维间的一个千古悬疑。而他们千百年来穷思苦究的结果，杂芜得就象人们一直以来用以形容罗马城道路四通八达的那句俗语“条条大路通罗马”中数不清的“条条”一样。
　　而1969-1976年，在英国南部赛伦塞斯特展开的挖掘工作，却意外地对解释罗马因何在公元5世纪为哥特人不费吹灰之力一举攻克提供了一种信史的佐证：那是一座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的罗马人的墓群，考古学家们从这里找到了450具骸骨，其中多数骨头中的含铅量，都是正常人的80倍之多，儿童骸骨则更加厉害，这些人可能全部死于铅中毒。
　　西罗马人对他们的优良供水系统一直引以为傲，他们通常都以铅管输送饮用水。罗马人用铅杯喝水，用铅锅煮食，甚至用氧化铅代替糖调酒。吃下如此多的铅，一定会全身无力。而连续吃下大量的铅还有另一个恶果，就是丧失生育能力。后期的罗马皇帝经常鼓励夫妻生育更多子女，可能是为预防人口减少，虽然并无精确详细的人口消长数字证实有这种现象。现代科技证明即使吸收微量的铅，对生殖能力也会有影响，所以罗马人很可能因为喝了含铅的酒和水而致死及致帝国覆亡。
　　当然，铅中毒也不可能是罗马城于公元5世纪被攻陷的惟一原因。但东罗马帝国为什么能在西罗马被灭亡后，继续存在1000多年呢？虽然东罗马帝国仍然能存在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件事情也值得人们关注，那就是东罗马帝国境内的铅矿较西罗马要少得多，所以当地居民只得凑合使用自认为较低劣的瓦锅和陶杯。
　　若随着考古专家们的不断探寻，得出西罗马帝国覆灭的原因与此相近的话，那可真应验了一位资深法国营养专家的那句著名的“一个民族的命运，要看他们吃的是什么和怎么吃”的预言了。
　　近年以来，全球有数亿人因为摄入污染的食品和饮水而生病。许多食源性疾病孤立地出现，甚至使大量人群受罹，这些都未引起有关公共卫生部门的重视。食源性腹泻仍然是儿童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成为发展中国家婴幼儿主要死因之一。据估计5岁以下儿童每年有15亿人发生腹泻，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00万。
　　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不但增加了额外负担，还消耗了有限的卫生资源，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而近年来，在每一大洲均已出现许多极其严重的食源性疾病的暴发，这部分是由于食品生产和流通发生改变。
　　在我国，猪肉中“瘦肉精”引起的多起群体性食物中毒与蔬菜中农药残留超标的“曝光”，再加上媒体所报道的谷类食品和腐竹中“吊白块”、水产品中甲醛等“新闻”，引起了空前的广泛关注。“我们还能吃什么？”这种普通百姓的责问，确实至少是给政府部门感到了压力。
　　“民以食为天”，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己民族重视“吃”和“吃”在日常生活与历史传统中的重要地位的一种妥贴而形象的表达。然而，随着在2003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席卷中国的抗击萨斯(SARS)中的杰出表现而举世敬重的两个中国人之一的钟南山院士（钟院士是以精湛的医术和敬业精神，而另一位蒋彦勇医生则必将因“用真话拯救了人类”〔国际权威传媒语〕而名标青史）的一句相关食品安全的石破惊天的话，使得一直以来对此都懵然无知的老百姓在惊悚激愤的同时，不禁责问：是谁把我们的“天”捅了个大窟窿？我们还能相信谁？！随即便在全国刮起了一股强劲的食品安全问责风暴，而在这场关乎种族存亡的食品安全问责中，钟院士严谨理性的科学精神和讲真话的人格尊严，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我们这个种族正在不知不觉中集体无意识地进行着的慢性自杀。
　　事情是这样的：2004年暮春，在南国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越秀区人大代表的分组讨论会上，做为全国人民代表的钟院士的一句“食品安全日趋严重，50年后广东的大多数人将丧失生育能力”，再次引起传媒的强烈关注，随后一批颇具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的媒体纷纷将钟院士的如下讲话公诸于众：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广州很多疾病发病率的快速增长都和食品安全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广州的肠癌、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而这些和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促长剂的过量使用都有很大的关系。
　　据了解，现在广州的很多农民在整治鱼塘塘底的时候，除了要整治泥土之外，还会在塘底铺上一层“环丙沙星”或避孕药。这些药品除了可以起到防治鱼病的作用之外，还可以加速鱼的生长，也是一种促长剂，这种鱼人吃了以后会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据悉当地养鱼的人自己并不吃鱼。
　　由于近年来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男性精子浓度是五千万到一亿算是正常，现在三千万都算正常了。现在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
　　世界范围内严重的药物灾难屡见不鲜，刘经棠、朱正芳先生编译的《现代医药中的错误》一书，举出多个例子，其中，反应停（妇女早孕反应时使用）就曾于上世纪50年代造成巨大的灾难，服药者生出的婴儿手脚都直接长在身体上，形如海豹，死亡率50%。不完全统计，德国有8000个海豹儿，日本有1000个……
　　随后，科研人员给兔子和猴子服用了反应停，它们便100%发生了畸胎！药物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往往不与剂量比例相关，有些会在极微量时便对敏感的人群造成极严重的后果。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大闸蟹风波”，据说就是在蟹身上验出“氯霉素”。可氯霉素的毒性也是一点点足可致敏感的人于死地。
　　有毒食品在千百年来，不仅侵蚀着普通人的身体健康和性命，而且对那些名扬百代、为人类文明做出过贡献的卓尔不群之士也不放过，甚或在他们付出生命代价之后，一直还要使他在生前视若生命的名誉蒙尘含羞——以伟大的《命运》交响曲震撼并激励过世界角角落落几代人的乐圣贝多芬，便是一个不幸的个案：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都把贝多芬的死亡原因归于足以令任何男子耻辱的性疾病——梅毒，尽管人们也一直好意的用中西通用的“才子风流”之因为其辩解，但近二百年来人们还是有美玉微瑕之感。
　　幸而，最近一个由基因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医组成的科学家小组的一个研究项目，却意外地为贝多芬洗脱了一直以来强加在他头顶上的恶名。该项目正如其负责人吉诺·福尔纳恰里所说的“此计划并不是对疾病的简单研究，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调查。因为隐藏在这些骸骨背后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秘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所说这项计划，是为了向世人揭示50名代表人物是如何生活以及如何死亡的。他们吃了什么？有什么习惯？有什么样疾病的困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将在科学家对尸体进行基因研究之后得出答案。
　　科学家们对贝多芬的死亡研究就是这样取得了进展的：科学家在对已经保存了近两个世纪的贝多芬的一绺头发研究后发现，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生前并未服用过大量镇静药和含砷的药片。因为在贝多芬死后，他的私人秘书曾指责医院“让贝多芬服用了太多药品从而导致他的死亡”。
　　此外，在贝多芬的头发中也并未发现有大量汞成分的存在。由于某种原因，这一元素在当时是被用来治疗梅毒的，因此，可以认定贝多芬并未像大家普遍认的那样感染了梅毒。
　　最后，科学家们得出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贝多芬可能是在长期食用多瑙河中某种被污染的鱼后而死于慢性中毒的，而且这种毒素还有可能也是导致其失聪的原因。
　　为此，笔者又翻阅了几本不同的贝多芬传记，其中“他经常趴在窗户上，向他贪杯之交的鱼贩子克伦扮鬼脸”这样的句子并不鲜见。一生中嗜酒、喜食鱼、挚爱着波光浩渺的多瑙河。而也就是这些嗜好，使这位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音乐家最终向自己讴歌的命运低下了尊贵的头颅！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可不可以这样讲：他是丧身鱼腹的？！真是天妒英才。
　　而与钟院士在同一座城市的暨南大学生殖免疫研究中心的朱伟杰教授，用他自己相关“瘦肉精”的实验，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饮食最好——烹食猪肉方面，再次为钟院士的论点提供了力证：“瘦肉精”学名叫盐酸克仑特罗，是一种作用极强的β2受体激动剂，曾用于支气管哮喘，因其对心脏的副作用大，故已限制使用。而猪在吃含有“瘦肉精”的饲料后，能促进猪的骨骼肌（瘦肉）蛋白质合成和减少脂肪沉积，可明显增加瘦肉率。而人吃了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后，会出现头晕、恶心、手脚颤抖、心跳，甚至心脏骤停致昏迷死亡。因此全世界都禁用其作饲料添加剂。
　　朱教授研究组的实验，同时还证明极微量的“瘦肉精”便足以使小白鼠的胚胎发育异常，最终致退化消失——不孕。同一剂量在人体内是否对胚胎也存在相似的毒性效应，尚有待研究。小鼠不能用的，何敢用于人身？若孕妇，尤其是受精胚胎处于发育早期的孕妇，食用了大量残留“瘦肉精”的动物内脏或肉类，就有危及胚胎的风险，而且因“瘦肉精”在人体内半衰期长，代谢慢，可能潜在毒性效应更大。目前，该研究对于不孕，及以后是否会致畸致残或致癌？更是一个须继续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2004年7月初，笔者专访了以研发检测食品安全产品为主的江西中德大地生物工程公司名誉董事长、全国政协常委、江西南昌大学副校长邵鸿博士，他告诉笔者他们已在国内率先研制出快速检测“瘦肉精”的试纸条并建成一套成体系的快速检测试纸条的生产线，同时他们申请的“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课题也获得资助。而最令笔者感慨的倒是邵博士一直以来不分大会小会的近乎布道式的为食品安全的鼓与呼：“用“瘦肉精”喂猪，用避孕药喂黄鳝、泥鳅……部分不法生产厂商往往使用这种“高科技”牟取暴利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河源市“瘦肉精”中毒484人，顺德又能毒倒200人，如今，“瘦肉精”又牵涉到人类的传宗接代问题，人们可以三日不知肉味，却不能减少担心啊！有关管理部门，你们于此是否已想出好的对策呢？”
　　 2004年5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专访中，当记者马洪涛问及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调查组组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吃东西担心与否”时，郑坦言：“现在百姓有的讲，你看，一会儿火腿不行了，一会儿肉松不行了，一会儿又是韭菜不行了，不知道吃什么。我也是一个百姓，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同样有这样的担心。”
　　而一则刊载在《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03年4月第21卷第2期上的题为《一起盐酸克伦特罗引起食物中毒的调查》的文章更令我震惊，事情是这样的：2002年7月2日，某部队发生一起食用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残留猪肝引起的食物中毒，该部队有80人在食堂就午餐。餐后陆续有20人不同程度地出现中毒症状，罹患率为25%。最先出现的症状是肌肉震颤，尤以手部最为明显；然后中毒者相继出现头晕、头痛、心悸症状；次日出现面部肌肉疼痛、双下肢无力症状，少数患者感觉恶心，但无呕吐。
　　经调查，该食堂的主、副食来源情况均符合部队的规定要求，即从上级有关部门统一调拨购买渠道采购的。该食堂在加工猪肝时，也是先用开水焯熟后再爆炒的。所有中毒人员在停止食用猪肝后，症状逐渐减轻或消失，根据中毒症状、流行病学调查，以及食堂菜谱和进食情况，断定此起中毒是由食用猪肝所引起的，经过对食堂留样的猪肝进行理化检验，检出了一定浓度的盐酸克伦特罗成分。所以，可以确定是一起化学性食物中毒。
　　可是，这起“瘦肉精”中毒事件不是发生在山乡僻壤，也不是发生在街头小店，而是发生在管理严格且戒备森严的军营，发生在我们从小便从教科书中定义了的“钢铁长城”们的身上！
　　中国的食文化和有名的贪吃，委实是博大精深的了得：据统计，仅在中国流行没几年且被西方发达国家称作垃圾食品的方便面，中国人吃起来也毫不含糊，有关方面透露，2003年全世界估计消费方便面652.5亿份，其中有277亿份是被中国消费掉的。因而中国的方便面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人均吃掉21份。据悉，去年全世界和中国消费的方便面总数分别比上年增长65.5亿和46亿份。年方便面消费量位于世界第二到第五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日本、美国和韩国。 现已成为“世界性食品”的方便面诞生于1958年，是由日本率先开发出的一种快餐食品。
　　而自古以来“贪吃的”对政权肌体的蚕食，更是屡见不鲜。且不说西逃西安的慈禧避难时一餐仍要挥霍纹银数百两，也不道历朝历代为贪“吃”而丢官罢职的各色官员，就今日比比皆是的所谓“宫府宴”、“宫廷宴”，便是由吃到贪吃所演义出来的腐臭食文化的借尸还魂！而今民间流传的“吃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之类的民谣，便是普通百姓对“贪吃”者们立的口碑！
　　报载：吴川，广东西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级市，教育经费本已捉襟见肘，但国家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近日对吴川教育局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时，发现这个贫困县教育局竟吃出600万窟窿。也就是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高达到600多万元，局机关日均报销餐费达到4000元。他们把高级消费场所定为“定点签单餐厅”，还用餐票疯狂套取大额现金，又使上千万元经费去向不明。
　　另外，笔者从国家监察部获悉，2003年，全国有1128名科级以上干部因公款大吃大喝受到查处，这些馋嘴干部统统“下课”。而就是这种腐败的吃喝，一年中就有可能吃掉中国GDP中很大的百分比！真可谓“针尖大的洞，斗大的风”呀。

第一部　从鸦片战争到食品安全之战
　
　　食品贸易的全球化，使得一个国家出现的食品污染引起另外一个国家的暴发，这就对食品安全控制机构提出了跨境的挑战。……食品不仅是农业和贸易的商品，也是公共卫生的一个基本载体。……我希望国际的和双边的发展机构，比过去更好地了解食品安全在卫生和发展中的作用。
　　　　　　　　　　　　——Gro.Harlem brundtland， 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世界贸易体制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过去的50年中，它一直在执行一个代表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利益的日程表；全球化真正的问题存在于游戏规则领域，特别是国际贸易规则，同时也包括国际金融制度。在我看来，决策方式必须被改变，因为这些方式已经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斯蒂格里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打仗即是打钱，这便是眼下多数人对战争的一种定义，而近年来发生的马岛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特别是发生在美国与伊拉克间的倒萨战争，更为这一说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而所谓战争就是打钱，从字面意义上讲可分为为钱而打和靠钱的多寡取胜两种意思，而发生在1840年那场为鸦片的贸易而开打的且一战就把中国人的内心打得自卑了几百年的战争，其因由自然属于前者。
　　据传，一百多年前，在英国伦敦的一家钢琴行里，一位刚从中国探险归来的钢琴商人，一时间被自己新发现的一个商机激动得不能自己，面对要游说的股东们，他的鼓励和激情超过了一般的政客：中国真是一片广茅富饶的土地，那里的人们靠卖茶叶和养蚕卖丝，日子过得就很是殷实，加上他们那些黄种人平日又很节简，人口又是那么多，只要他们平均10户人家买我们一架钢琴，那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市场啊！我们运去的是一船钢琴，运回的将是整船整船的真金白银哪！
　　在说服同胞集资开掘中国的钢琴市场上来讲，这位英国的钢琴商是幸运的——很快便在充满着强烈的开疆拓土欲望的同伴中募到巨额的资金，接着便收购钢琴、雇佣船队。很快他便率领着以欲望和好奇为动力的船队浩浩荡荡地穿过怒波巨浪，向着那充满着神秘和诱惑的东方帝国挺进。
　　出水才显两腿泥。这位英国钢琴商和他的船队以及大批量的钢琴到了中国，却远没有他在英国集资时那么幸运了——任他施尽浑身解数，习惯了一箫一笛、琵琶胡琴的清国臣民根本对这种“奇淫技巧”的洋玩意儿不感兴趣，徘徊数月后，仅有一位传教士买走一架，这位不幸的钢琴商只好押着整整一船的钢琴原路打道回府。更为不幸的是欺软怕硬的海浪，在他的归途中，竟随波逐流地将他和他的一船钢琴吞噬海底！这便是百十年前那场发生在中英两国间的一厢情愿的民间国际贸易的结局。
　　相对于民间贸易的失败，中英两国政府间的贸易也处在自说自话的“拉郎配”阶段：在英国的报纸上，常常会有这样的“大跃进”式的思维，“数亿中国人的衬衫下摆，若都能引导他们在设计时增加一英寸，那么我们全国的纺织厂就能忙活上几十年！”。而在议院里演讲的议员们也浪漫得可爱：“中国人只要每人使用一顶睡帽，那么我们英格兰现有的棉织厂根本就不够用”……
　　然而当时的现状却是——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自给自足且自得其乐的中国人根本就不接受英国人万里迢迢运来的呢绒、棉布和各式各样的洋机器。而中国的茶叶、丝制品对英国人来讲已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品，民众对这些物品愈来愈增加的需求，愈来愈给英国政府增加了由于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压力。
　　面对英国耗资巨万漂洋过海频频前来要求开埠贸易的外交使团，我们的“真龙天子”康熙、乾隆和嘉庆们的回答竟是：“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都是大皇帝的百姓，即使西夷的钟表大呢羽毛之类，并非中国必需之物，但准其前来通商，不过是大皇帝垂怜外夷子民，一视同仁的恩典。”
　　“天朝恩准各国前来贸易，赐惠大矣，应谕知各国官目商民，只可感恩向化，不可贪欲无穷，节外生枝”。
　　“钟表、大呢之物，并非天朝必需，而茶叶、生丝，则你国不可没有。既知天朝垂惠于远人，安可欲心无足？” ……
　　直到历时六个月又二十天才来到中国的英王特使阿美士德勋爵，在中国因礼仪问题而碰了一鼻子灰后，他向英国提出了对付中国的三条路径：一、武力强迫中国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二、绝对服从大中国所制定的一切制度；三、根本放弃交往。（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卷1第53页》）
　　进而，大英帝国这个相信血腥扩张领土即是扩大经济版图和税收来源逻辑的“日不落帝国”的兵卒，用毛瑟枪挑着大烟灯，用军舰押送着大批的鸦片，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贸易口岸和民众的心里底线。
　　最终，中国这块神秘丰裕的土地，成为英国殖民者信手抓取的大钱袋和流水线工业品的大市场。至此，一切中英贸易自然发生了可以想见的逆转。
　　而鸦片战争数十年后，正值青春期的美国，开始在中国开拓市场时，他们在坚船利炮开道的同时，却使用了一种比英国更为巧妙且有效的方式：美国的一家煤油公司，看到了当时中国巨大的油灯照明市场，遂拼命向中国市场推销用之点灯照明的煤油，可是用惯了清油和桐籽油的中国人死活都不接受，尽管美国人为了倾销占领市场，一开始将煤油的售价压得比中国百姓常用的桐籽油还要低。
　　于是这家煤油公司的一位“中国通”，根据中国人“节俭和珍惜东西”的特点，制订了一套成功的营销方案：即首先订制一批制做精美且带着玻璃罩子的煤油灯，然后给每盏灯都灌满煤油，在街头教会人们使用后，便免费送给中国人，因此灯比起中国旧式的桐籽油灯既明亮又干净，加之白送的灯体又非常漂亮，人们用完这白送的煤油灯中的油后又不忍弃之，故复再去买煤油用，市场一时洞开，美商获利甚巨。
　　只所以讲这个老故事，并非要讲什么营销技巧，而是在阐明一个国与国之间贸易的道理：即随着时间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国际间由贸易所引发的战争，也开始由明火执仗的血腥殖民扩张，向着“冷战”型过渡。而在这场全新的看不见硝烟的“冷战”中，不变的仍然是贸易额的不断扩大和所在国利益的无限最大化。
　　眼下，对我们这个以加工业和农牧业为主要出口品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变化的只是对方把当年的坚船利炮换成了用高科技研制出来的检测农副产品的尖端仪器。欧美国家就是利用这些高超的检测食品安全的手段，非常容易的给发展中国家向其出口农副产品筑起了“软壁垒”。即用他们自己掌握的高超检测手段，首先建立起一套自成体系的检测标准，使得对方欲进入他们口岸的商品都达不到检测标准，而又能使他们自己要打入对方国家的商品的违禁物含量让对方检测不出来，这样便极容易地在国际贸易中掌握逆顺差。
　　中国互联网实验室近日发布的首份《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引发了政、企界高层激烈的讨论：科技标准是否已经成为一场国人玩不起的奢侈游戏？该报告同时还指出，发达国家如今在很多产业上都凭借其技术的先进性及先发制人的时机制定了标准，有些产业甚至是由某一标准带动起来的。当标准这种隐蔽性规则在世界贸易中的力量和作用逐渐显现，标准就成为一种控制产业链、遏制竞争对手的工具，使得先发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后发企业的成长空间更加狭小，成长过程更加艰难。另一方面，标准也成为利益分配的工具，它使得产业利益分配朝先行的跨国公司倾斜，使用跨国企业知识产权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后发国家和后发企业的低成本制造优势慢慢消失。
　　全美亚洲研究所目前发布关于标准战略的特别报告显示，标准制定的先发国家不但希望树立标准游戏规则，更希望后发国家永远跟随他们，而不是创设自己的标准，后发国家制定自己的标准是在挑战先发国家的标准体系。
　　再换种说法就是，在一场纸牌游戏中，大牌“王”永远握在高科技拥有者的手中，使之成为一只武断的“上帝之手”。
　　惯常激情于色的前总理朱镕基，在中国入世贸的关键一轮谈判中的那番“整整谈了十五年啦，在座的黑发人都谈成白发人了！”无疑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人情世故上得分不少。可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虽然没有了关税壁垒，但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软壁垒”，就又成为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新的国际贸易壁垒，我国也随之步入新的国际经贸摩擦时期。
　　而“软壁垒”是相对于关税这一“硬壁垒”而言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此已早有足够准备，由于他们是在完全控制掌握和充分强化了国际性“软壁垒”手段的情况下，才撤掉“硬壁垒”的。“软壁垒”的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环保标准、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等技术性壁垒；消费市场立法、反倾销法案等市场及消费性能壁垒；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情况下，为保护本国产品和利益而不断提出的标准苛刻的绿色壁垒、安全壁垒等新贸易保护主义壁垒；还有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下，利用本国自然、地理、气候等方面特点和技术要求上的差别，设置的特色性壁垒，这便是我们这个农业出口大国所要面对的现实。
　　下面这一个案件便是明证：
　　浙江舟山群岛的养虾场，一群身穿艳丽且廉价夏装的渔家女，一边唧唧喳喳地说笑着，一边剥着虾的外壳，偶尔便听到一声脆且嫩的尖叫，又一位渔家姑娘的手指被坚硬锋利的虾壳划破了，面对手上已溃烂发炎的旧伤新痕，这些渔家姑娘常年被阳光紫外线晒的黎黑的脸上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是从随身携带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管氯霉素软膏，不经意的往手上伤处一抹，就又说笑着开始干活儿了。
　　要不为什么说地球越来越像个大村庄了，这家犯感冒，那家注定就要跟着打喷嚏。正是这些勤劳朴实的渔家姑娘们常年累月间这么不经意的涂抹，才使得池里养着的虾米大量交差感染，而这批用于出口的冻虾却在大洋彼岸却掀起了一场国际风波，并且导致国家损失了数十亿。
　　2001年初，奥地利的“绿色和平组织”紧急对本国商场内所有的水产品进行“毒物”检测，因为有消费者在食用当地“家乐福”超市出售的冻虾仁后引起过敏反应。结果发现德国雷斯蒂克（RISTIC）公司生产的部分虾仁产品中含有违禁物质氯霉素。后来检查发现，这批惹祸的冻虾仁来自中国舟山。
　　欧盟方面立即加强了对中国水产品的检测。到2001年11月，已有90多批次的中国水产品检测出氯霉素超标及其他药物残留，其中包括福建省出口的鳗鱼，江苏省出口的淡水小龙虾等。
　　2002年1月28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摩洛哥的马尔喀什议会大厅，当即欧盟官方在会上公布决议：“自1月31日起禁止从中国进口供人类消费或用于动物饲料的动物源性产品，但肠衣及在海上捕捞、冷冻、最终包装并直接运抵共同体境内的渔业产品（甲壳类除外）不在禁止进口之列。”
　　欧盟的这一禁令意味着中国每年丧失6.23亿美元的水产出口额。受损的中国企业超过95家，平均每家损失300-500万美元，同时让4.96万中国劳动力直接受到牵连，此外还有十几万农户受到损失。这是对中国养殖业和水产业伤筋动骨的打击。
　　2002年1月，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出也做出反应，对我国虾产品发出预警通报；同年5月24日，美国路易斯安娜州农林部通过紧急法案，对中国进口的所有小龙虾和虾类产品进行氯霉素检测；接着，美国佛罗里达州检出中国虾类含氯霉素并有可能效仿路易斯安娜州的做法。
　　2002年3月，日本厚生省宣布对我国动物产品实施严格检查，并公布了11种药物的残留限量。
　　据农业部信息中心统计，受欧盟全面禁止进口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影响，2002年前5个月我国对欧盟畜产品出口降幅达33.5%。同时对亚洲和非洲的出口也大幅下降。前5个月我国畜产品累计出口同比下降12%。
　　2002年2月6日，英国食品标准局（FSA）发布消息称，该局对市场上的蜂蜜进行的检测结果显示，有7种来自中国的样品在氯霉素的检测上呈阳性。并要求对中国产蜂蜜全面禁售。
　　2002年3月6日，中国驻汉堡总领事馆接到报告说，德国石荷州环境、自然与林业部最新公布的消息，该州两家小型蜂蜜灌装厂，均已发现所灌装的来自中国的蜂蜜被查出含有氯霉素及其他药物残留。并且还有一批7.3吨来自中国的鳗鱼中的480公斤含有氯霉素。
　　另外，据《南德意志报》报道，最近来自中国的动物源性产品的有害残留物质问题接连不断。黑森州2月份发现中国的猪肠衣含有氯霉素；石荷州两周前发现来自中国的蟹肉含有氯霉素。
　　事实上，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其他欧盟国家，都发现了来自中国的有关动物源性产品含有氯霉素等有害物质。而在此之前，我国冻鸡、贝类产品和牛肉因不符合欧盟卫生检疫标准，均被拒之欧盟门外。在随后欧盟的禁令中，青岛成为全国损失最为惨重的城市，丢掉了水产品出口额2.1亿美元，占全国三分之一。浙江（主要是舟山和宁波）损失逾1亿美元。
　　 2002年1月，一直把中国称为自己“菜地”的岛国日本，却把该月定为中国蔬菜检查强化月，实行100%抽样检查。3月20日，开始对中国18种冷冻菜加热后实施药物残留检查；7月又扩大到全部冷冻蔬菜。“中国产的冷冻菠菜残余农药超标180倍”，在日本媒体上经常见到这样的标题。而日本《经济学人》杂志也在推波助澜：“从中国进口的蔬菜就像在农药泡过的一样。”
　　早已习惯消费中国蔬菜和农产品的日本消费者，顿时产生了“中国食物过敏症”，开始对中国货敬而远之。日本一些大型连锁超市停止售卖中国进口的所有蔬菜，而饮食业者则称，“宁愿改变菜单，用其他菜种来代替中国蔬菜。”甚至一些原本决定在夏天假期到中国旅行的日本人，还决定取消行程。他们担心“到了中国会吃到含农药很高的中国蔬菜”。
　　随后，日本大大提高了对中国进口蔬菜的技术标准，据了解，日本实施“中国蔬菜检测强化月”，仅此一项就使山东数万农户大幅减收。
　　欧盟以我国出口农产品药品残留超标为由，宣布全面禁止我国动物源产品。随后，瑞士、日本、韩国等国家相继采取措施。而在加强对我国动物源产品的检测方面，德国、荷兰等国家则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这些技术壁垒措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2002年1月31日，中国和欧盟就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纠纷，欧洲联盟兽医委员会建议暂时停止从中国进口某些肉类和海鲜品，理由是中国的食品检验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中国出口的肉类和海鲜品中含有抗菌素，如氯霉素等。根据欧洲联盟兽医委员会的建议，禁止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包括兔肉、鸡肉、蜂蜜、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冻虾和对虾等。禁令生效，将影响价值数亿欧元的中欧贸易额。
　　氯霉素在国外早已被禁止使用于饲料添加剂，因为它可能导致致命的贫血症。而北京的一位农产品生意咨询顾问却说，中国国内的食品抗菌素含量标准稍微低于美国和英国的同类标准，但是，对外出口食品的标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位顾问认为欧盟的报告只是与少数几家中国食品公司的产品有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高级研究员王念祖先生也说，中国的食品安全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但这是可以改进的。
　　据路透社报道，这已不是欧盟与中国之间第一次就食品安全问题所产生的纠纷了。去年五月，欧盟取消了一项针对中国冻鸡的进口禁令。这项禁令是五年前由于卫生考虑而制订的。另外，去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冻虾发现大量氯霉素，这在欧洲造成大规模食品恐慌，导致二百吨冻虾被退货。
　　而2004年5月6日，因中国山东龙口粉丝传出含致癌物的事件，新加坡最大连锁超级市场总平价合作社决定停止售卖从中国进口的龙口粉丝。据了解，新加坡每年向中国进口接近22万吨或大约23万公斤的龙口粉丝，但为了安全起见，部分的商家已经暂停售卖龙口粉丝，直到获得政府当场证实粉丝是安全的。另外，新加坡不会只依据中国方面的出口检验为准，他们自己也将增加进口检验的次数，以代替以往随机抽样的检验方式。
　　随后，加拿大食检局着手调查龙口粉丝事件，加拿大食物检验局委派两名官员，就问题龙口粉丝事件展开调查，手段包括与中国政府、香港食品安全机构及加国主要代理商了解详情。虽然加拿大食物检验局表示目前尚未发现加国有问题龙口粉丝出售，但一般消费者为求安心，都表示会暂停食用粉丝。加拿大食物检验局发言人李察（MARC RICHARD）表示，食物检验局可以对加国市面上出售的龙口粉丝进行化验，但最快捷的方法是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及香港食品安全机构取得相关资料。李察又说，加拿大当局每年平均对超过300种食品进行检验及回收，对食品质量及安全非常严谨。
　　2004年6月21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公布，在抽验的从大陆进口的食品中发现有些食品化学物含量超出香港的法定标准。有香港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应该加强食品安全的监测安全工作，否则将失去香港人民对从中国大陆进口食品的信心。
　　鉴于最近中国大陆官方媒体频频披露假冒伪劣食品制造的事件，香港食物环境署最近抽查了133个食物样本防腐剂、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的化验。该署于6月19日公布了化验结果，香港食物环境署助理署长钟伟雄表示，在全部的食物样本中，有七个样本的化学品含量超过了香港的法定标准。其中广东南海市的燕山牌龟苓膏含有山梨酸、福建省的国圣脆瓜含铬量超标，广东佛山市的海天生抽王、深圳市的康的急汁王、广东惠州市的海联脆辣萝卜、广州市红桥烧烤汁的苯甲酸超标。而广州市的正金红泥花生含有黄曲霉毒素。
　　2004年上半年，由于食品安全事件，竟然出现5.1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由于部分地区发生禽流感疫情、日本种苗法修正案和美国食品入境新法规的颁布等不利因素影响，今年1-5月食品的进口额已超过出口额5.1美元，而广东口岸食品到2003年逆差仅为5.9亿美元。仅内地食品在香港的销售量就降低了五成之多。而由于国人对国内食品的信任危机，导致进口食品大增。增幅最高的阿根廷竟高达370多倍！
　　当然中国对外国进入中国的不合格食品也进行了坚决的处置，比如，2002年3月，中国政府宣布， 以疯牛病发生国为由，对日本产化妆品及原料实行禁止通关措施。同年7月30日，一批来自日本的海带在福建被查出汞超标，遭致退货。2002年4月21日，在中国的江苏，又将一批已查出氯霉素的荷兰猪肠衣付之一炬……
　　2004年4月23日晚间，身穿闪闪发光银白色套装的国务院总理吴仪，出席了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美国商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华盛顿举办的欢迎晚宴。在宴会上，吴仪表示，本届中美商贸联委员长会议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美双方签署了8个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农产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安全、保护知识产权执法、医疗保健、中小企业合作及促进中美展览业交流与合作等，吴仪在演讲中着重强调了中国政府关于食品安全的承诺。
　　著名农业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教授，近日披露了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去年我国的蔬菜总产量高达4.4亿吨，约有70%的菜最终扔掉、烂掉了，导致蔬菜滞销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食品安全问题。
　　他说，据前FDA官员、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顾问鲁宾先生透露，去年8月到今年1月，美国FDA扣留了634批从我国进口的食品，原因是杂质、农药残留及食物添加剂含量高等。由于我国始终面临人口的巨大压力，过去由于供给不足，农业生产一直追求高产量，疏于对农产品质量的管理，食品安全标准过低。例如，为了让水果、蔬菜尽早上市，生产者普遍使用早熟技术、催化剂和激素，使得产量提高，质量下降，口感和安全性差，甚至对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构成威胁。据了解，目前我国每年有20多万吨、1000多种农药施用于农作物，有些甚至是违禁药物。一些化学污染物，一旦进入食物链将很难消除。
　　至此，我想起自己也“有幸”亲历了一次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而使国家荣誉蒙垢、使与此事件毫无瓜络的同胞为之含羞受辱——那是1990年代末期，我在国外小住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受牟其中用日用品从俄罗斯倒回一架飞机的诱惑，一些国人纷纷前往俄国捣腾。一家远比牟其中诚信的中国人，成功地用以火车皮计算的方便面倒换了俄国的金属原料。为了表示诚信，这位中国商人订购了国内“地球人都知道”的台湾合资方便面整整一列车发往俄罗斯，可在俄海关一检查，细菌严重超标。拔出萝卜带出泥：俄国媒体大哗，温州商人贩卖的劣质旅游鞋等随之也上了报刊的漫画版，一个俄国人穿上用硬纸板糊的上面刷了白色涂料的“名牌”旅游鞋，正要出门，当一只脚还在门里，而另一只脚刚迈出门外时，迈出门外的那只鞋便已张开了大口子；一时间，俄国的“光头党”们开始频频袭击在俄国的中国人，而在当地的中国人一下子就伦为俄国警察勒索的对象，更可笑的是，在莫斯科的越南人都纷纷指责中国人：因为我们的外表长得和你们像，我们跟你们中国人带灾了，也成为不受欢迎且随时面临勒索的人。可在国外炒得如此轰动的事件，回国后我问周围的人竟都一点儿不知道。只是几个搞媒体的朋友惊叫：怪不得有一阵子那家方便面厂家莫名其妙地上门打广告。
　　有关专家认为，要破除国外技术壁垒，主要还是要靠提高自己国家农产品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曾撰文指出，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它还是国际经济贸易问题，关系到农民增收和整个食品工业的发展前途。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打赢这场由食品安全所引发的新一轮国际贸易战争呢？我认为：其一，是政府要拿出抗击萨斯时的决心，投入足够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迅速建立既符合自己国家实际，又能和国际发达国家接轨的食品安全检测体系和标准，大力扶持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科学家和民营企业，进而锻造自己的“绿色长城”。
　　其二，政府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魄力。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任何的饶幸和谎言，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种下难以医治的祸根。对各级政府官员在这一问题上，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机制，就像抗击萨斯那样，不作为就走人！特别是对那些欺下瞒上的官员，对那些明知我们的产品违规还在国际场合大叫“食品又不是毒品，你们不要就退给我们”看似尽职尽责、实为昏庸透顶的官员！
　　其三，在这一系统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应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并将其深化为制度性的保障体系。而开放和加大传媒对这一领域的监督和曝光尤为重要。
　　既然，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吃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利益以及外交手段等多层次的战略和国家安全策略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和鸦片战争等同的新一轮贸易战争，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等待或轻慢呢？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再喊“狼来了”。我们首先要学会打狼的本领和技能，最次也要学会自保的手段，否则，我们只能再一次重复“狼来了”的历史悲剧！由于这是一场与人与己来讲都是不能输也输不起的新形势下的新型战争。

第二部 瘦肉精与害人精
　
　　生物技术公司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但它们改变我们生活的能力是最强的。
　　　　　　　　　　　　　　　　——瑞卡达·斯坦布莱彻 德国生物学家
　　坦率地说（既非庸俗，也非插科打诨或夸张），物理学家犯了知识罪（known-sin），而这是一种他们不能丧失的知识。
　　　　　　　　　　　　　　　　——原子弹之父J.R.奥本海默（1947年在麻省理工大学就自己开始对科学极端自信到科学后果对灵魂的重创所发表的演讲。）
　
　　我所看到的省部级官员官员公开在传媒谈及“瘦肉精”问题的，便是2001年8月22日著名主持人王小丫就餐桌污染采访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的那个节目：2001年1月27日当身为中国最年轻的省长之一的习近平面对镜头坦言：我来到福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一餐馆，说实在的现在餐桌上吃的和喝的东西真的是一件很烦心的事，比如说我们吃大米，我们担心大米有毒，我们吃蔬菜我们担心这个菜上残留有很多的农药……
　　当王小丫问及“瘦肉精”的问题在福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时，习近平答曰：“瘦肉精”的问题，它的专业术语就是盐酸克伦特罗，这种东西开始还是作为一种科研推广项目，它因可以提高生猪的瘦肉转化率被推广，而且比较普遍的推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瘦肉精在猪身上残存量大了转到人身上就变成了对人体的危害。我们听到一个故事，一个画家朋友，他爱吃猪肝，下酒菜就是猪肝，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到他最后的点睛之笔的时候，手就开始颤，最后就变成败笔。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医院一查就是盐酸克伦特罗的危害，最后他不吃这种猪肉了以后，这病也就开始好转了，说明危害是很大的。
　　“所以现在我们引进外国的检测设备，一台设备要花20多万，这个检测可以通过尿样检疫出阳性，这就可以马上判断它是使用瘦肉精的。如果没有这个设备凭着刚才讲的那种方法去测验，可能这里头就会存在着一个精确度的问题。同时，我们现在开始建一座现代化的屠宰场，这在全国还是首例，我们建立了一个定点屠宰、销售一条龙电脑化的网络平台。就是把每个定点每天杀了多少猪，然后市场上又卖了多少猪，把这个能够及时反馈到检验中心来。如果每天要多出来的猪肉，那可能是私宰的，就可以及时的快速反应，可以追查。我们各级政府全力支持加大执法力度。
　　发明创造是介乎于巫术和科学之间的。一直以来，笔者都有这样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因为我总觉得科学技术和巫术原本就是一对孪生的双胞胎，而它对人类的长远影响就象双刃剑的两极，谁也难以料定其发展的未来对人类是幸或不幸！下面这则来自美国军方报纸的消息，多少有点佐证的用途。
　　据息：美国最有名的出版商——哈珀•科林斯出版集团最近推出的一本新书，如同在美国引爆了一颗“原子弹”。这本名为《257实验室：美国政府的秘密和致命病毒研究设施的恐怖故事》的新书披露了一个令美国民众异常震惊的秘密：纽约普拉姆岛的“动物疾病中心”其实是美国陆军的生化绝密实验室，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在美国本土先后莫名其妙出现的莱姆关节炎、变异口蹄疫、西尼罗河病毒等怪异的疾病均源于该中心。
　　鉴于目前许多肆虐人类社会的病毒源多来自实验室的现象，足见这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该书的面市立即引起了美国民众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卡罗尔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境内发现的怪异疾病多是以普拉姆岛为中心传播开来，这并非偶然，可见普拉姆岛是美国的“病毒邪恶中心”。
　　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办公大楼，肃穆的有点儿憋闷的议会大厅，一场由人文学家和科学家们进行的著名争论正在这里进行。医学家和生物学家们面对人文学家显得咄咄咄逼人：“我们不断地发明东西——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新的各种谷物和麦类，而你们又做过什么呢？”当即有人反问：“你听说过美国宪法吗？”对方当即三缄其口。因为，美国宪法可能是以往二三百年里最伟大的发明。它不仅是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格局都产生了恒久的影响。藉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答案，科学家若无坚实的人文情怀做为研究方向的基础，很可能走向其发明创造初衷的反面。
　　理查德·费恩曼，这位因成功解决了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问题而获得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的美国物理学家的一次偶遇，也颇具深意。一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同友人畅游夏威夷，在一座并不起眼的佛教寺庙里，巧遇一位僧人，那位僧人张口便对费恩曼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你永远不会忘记的话：‘对每一个来这里的人来说，他得到的是打开天堂之门的钥匙，但是这同一把钥匙也能打开地狱之门。’”
　　费恩曼博士顿感悟，对于科学来讲更是如此。一方面，人们可以使科学为人类造福，它是迈向天堂之门的钥匙；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用科学危害社会。这同一把钥匙也就开启了地狱之门。
　　让我们共同来浏览一下美国《时代周刊》的科学栏目，你将会发现其间大约50%的内容则是关于什么会是下一个新发现和哪些是正在进行的新研究。诚然，在今天，科学的发展帮助人类完成了工业革命，同时也能够生产出足够养活如此众多人口的粮食，还有控制各种疾病的药品，延长了人们的寿命，降低了死亡率。但那些暗藏在世界各个鲜为人知的实验室里，一些人不但在想方设法的培养着人们无法找到治疗和预防它们的新病菌，违背人伦的克隆人等，而且就是那些主观为人类未来生存空间所做的研究，诸如转基因食品、各种植物速长的添加剂的科学家们带给我们现实生活的也不一定全是福音。发源于英国且危害甚巨的疯牛病，其“罪魁祸首”是由于牛食用了被含有朊病毒的绵羊痒病原因子污染的高蛋白精饲料肉骨粉（MBM），说通俗点就是饲料加工厂将包括羊等反刍动物在内的动物尸体和下水收集起来，切碎、高温蒸煮并使脂肪溶化，然后用所获的脂肪制造饲料，牛吃了这种含有肉骨粉的饲料后就会疯狂，而人吃了这样的牛肉制品若感染了CJD病毒，其死亡率则是100%且毫无任何预防和治疗手段！你能说这是人逼疯了牛？还是牛逼疯了人？而可肯定的是，当初发明这种饲料、让牛们玩起“猪八戒啃猪蹄，自个吃自个”游戏的人，一定是位旨在提高牛的经济附加值和将其他动物尸体等变废为宝的科学家。
　　1980年代初期，在美国的一家公司里，科研人员不经意间将一种在治疗剂量下常用于治疗哮喘的药物放到了做好的猪饲料中，也正是这种能选择性地作用于肾上腺素ß2受体的强效激动剂，在超剂量进入猪体后，能够改变养分的代谢途径，促进猪的肌肉，特别是骨骼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抑制脂肪的合成积累，从而改变肌体品质，促使生长速度加快，最终使得瘦肉相对增加的东西，使人们还没有从其优越性所带来的美梦中醒来时，厄运便不期而至，在其才运用了短短的不到十年时间后，人们便要为其初始的贪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了！
　　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愈是高科技发达的国家或者民族，可能距离危险甚或死亡更近。当然，那些违背良知将自己发明的还不能预知结果的新产品，运到发展中国家让那里不知就里的人们去做试用实验的国家和公司，那就更应当遭到咀咒和报应了！
　　盐酸克伦特罗，这个因其功效被称为“瘦肉精”的东西，带给我们真正离着美国“十万八千里”的中国人不但是食品安全的隐患、巨额的经济损失，甚至将改变中国人传统的饮食习惯和中国产业化调整（可我遍搜网络，竟找不到这家始作俑者公司的尊姓大名！）。
　
　　肉食者……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鸡豚彘之畜，无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是*人不得食肉。
　　　　　　　　　　　　——孟子《论庶人》
　
　　肉食者或食肉者这两个词组，在中国这个自古靠天吃饭的稻作世界里，其望文生义的内含和外延都极为丰富：不仅包含吃的对象，更有身份等级、社会地位和阶层化分功的指设。我以为凡受过初级教育的中国人对食肉者的深刻理解和重视，与那篇多年来一直都收入初中课本且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曹刿论战》有关，其中有云：“春，齐师伐我，以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问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这其中的“肉食者”无外为在位者，或用当今的话来讲就是“吃坏了党风喝坏了胃”的当权者。而在古代其含义自然还包括通过分享祭肉这一维系贵族统治阶层的纽带，成为贵族在位当权者的标志符号。就连“无为”的孔子对此也深以为意——《孟子•告天下》：“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膰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肉也，其知者以为无礼也。”
　　而一个人是否食肉者的重要性在中国民间社会中的表现，则是那个流播久远且广泛的民间故事《肉皮丢了》：一个穷人却非常好面子，怕别人知道自己整日吃糠咽菜，偶得一块猪肉皮，便系于门后，每日出门前必以肉皮擦抹其唇，让外人见其嘴唇油光发亮，以为他顿顿食肉，好有脸面，不料肉皮被野猫掠走，闹出种种笑话。此虽为传说，但其确实又是老百姓价值评判的“晴雨表”。
　　我自己对“肉”的经验则来自于我的一位同姓兄长：儿时我的一位堂兄，有幸上了“五·七大学（长大后方明了此类所谓大学是毛泽东“文革”中的又一浪漫产物：每县一所五·七大学，每个大型工厂一所“二·七大学”，以此让工人农民占领上层建筑！），当时我对其去上学的重要性毫无感触，而他所谓的毕业也就是喂了几个月猪就算完成学业了，可随后他所带给同姓人的荣耀以及外人的巴结迎奉，在当时连我这个少不更事的五、六岁孩子都能明显感觉到：因为他分到了供销社的肉食组，他不但能不要“肉票”买到猪的头蹄杂碎，而且还能买到猪身上最肥的那块连接猪头与身子的“槽头肉”！因为在当时大多数人家经年都是清肠寡水的忍饥挨饿，瘦肉对手头原本每月就没几两肉票的人们来讲确实是普遍受嫌弃的。换句话讲，就是最没有面子和能力的人才会用肉票去买瘦肉的。
　　故而，我打小便深受其惠，逢年节坎上，父亲便会托堂兄用金贵无比的肉票买块肥的不能再肥的“槽头肉”，其肉皮可做至今想起仍垂涎欲滴的“肉皮冻”，其肥肉可用来炼炸猪油（这可是日后漫长的缺油日子里的稀罕品了），炼炸过的油渣可用来包包子或者饺子。我堂兄随后能娶到当地非常漂亮的姑娘做媳妇，我想这和他当时的“特权”不能说没有关系。要不1990年代初，我的那位已有两个孩子的堂嫂又和他离了婚，我的曾经风光一时的堂兄却疯了。这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但其变化还是耐人寻味的。
　　就连发韧于1980年代初期那场对千百年来“面向黄土背负青天”的中国农民来讲，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的社会变革，其重要的标志也和“猪”分不开，君不见，随着“包产到户”的兴起，中央也及时将维持30多年的农村大政方针“以粮为纲”修改为“以养猪为纲”。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变更，不但终结了用以表现农村人民公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文艺作品母体的“饲养员偷集体饲料”的人斗人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和土壤，更重要的是这一对农村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整，使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和社会形态随之有了难以预见的变化——
　　最明显的莫过于1980左右，从中央到地方层出不穷的“赛猪会”：每逢国庆或者什么重要的庆典节日，各地都会给当地喂的最肥的猪披红插花，抬到游行队伍中去显摆。当时在农村传播最多、也最能振奋人心的便是“某某村某某人养的猪都快精了，超过了800斤或者1000斤！”
　　原本在农村生产队集体喂养的100多斤重就称得上肥大的猪，转眼就变成几百上千斤的一头，这种变化对农民的收入和生存方式都起到根本性的转变。此点，1980年代初流行于关中农村的民谣：“一辆车子两个筐，收入赛过胡耀邦”便是佐证。这其中的“一辆车子两个筐”，指的就是当时农民用自行车将自己吃不完的猪肉驮到西安或附近的城镇农贸市场去搞短途贩运，而“赛过胡耀邦”更是精神解放与个性张扬的显证！而此间不但包含对财富的肯定与认同，而且仅是三两年前，谁若敢讲什么超过毛泽东或者华国锋，那注定是要杀头的反革命口号或标语！仅此，我认为就是那一个短暂的时期，对广大农民甚至整个中国来讲，都不失为一个较为舒畅的“艳阳天”。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中国猪肉产量为4240万吨，占全球猪肉产量的46.1%，是名副其实的猪肉生产第一大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3年1-5月份我国猪肉人均消费量为每月1.78千克，占肉禽类消费比重的62.23%。有着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每年人均消费口粮两百多公斤，蔬菜一百多公斤，肉类二十多公斤，食品安全不但事关十三亿人的福祉，而且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肉类产品的产量也开始令世界瞩目：1980年猪肉产量已占国内肉类总产量的88.8%；1985年中国禽蛋产量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禽蛋第一生产大国；1990年肉类产量又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肉类第一生产大国。而从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间，中国肉食消费量增加了一倍多，人们戏称：中国人已开始由“食草性动物”向“食肉性动物”集体过渡了。
　　也许凡事都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吧，随着生猪产量的逐年增长，人们对猪肉的需求也开始由“爱肥嫌瘦”向“爱瘦嫌肥”转化，仅以首善之都北京为例，在1960年代，肉肥膘厚的为一级猪肉，每斤0.95元。肥膘中等的为二级，每斤0.84元， 肥膘在一厘米以下的为三级，每斤0.75元。等到了1980年代初，当北京的肥肉价格还高于瘦肉时，可当时香港的瘦猪肉已卖到11块港币一斤，而肥猪肉却降到0.8元一斤，其间价格差为10多倍！这和眼下北京市场一斤瘦猪肉一般在8元左右，而每斤三、两块钱的肥猪肉却少人问津一样！这是多么大的价格变化。
　　而养殖一头瘦肉型的猪，从畜种到成猪，其成本要比养殖一头普通型的猪高出许多，仅购买良种猪的花费与相对长的养殖期就使得不少养殖户无法承受。而瘦肉精每千克成本只有1600元左右，而卖出价却高达2500元，且用了药的猪毛色光亮，臀部肌肉饱满发达，生猪卖相非常抢眼，而屠宰后的猪肉由于瘦肉精的蓄积，色泽鲜红诱人，十分抢手，为市民所青睐，由于销售市场“瘦肉”走俏，一些商贩和调运户来到了产区，指定要收购喂养过“瘦肉精”的瘦型猪，有的携带“瘦肉精”直接与养殖户联系，并承诺喂养过“瘦肉精”的生猪收购价每公斤提高约0.1元（每头猪约20元），市场需求和利益驱动，使得一些兽药饲料经营单位和部分养殖户开始非法经营、使用“瘦肉精”了。用“瘦肉精”把一头普通猪催变成瘦肉型猪，前后只要10-20天左右的时间，成本仅8块钱，净利却高达22块钱，利润率为275%！这就应验了那位大胡子的犹太哲学家马克思已被引用烂熟了的名言：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大起胆来，如果有了10%的利润，它会到处被使用；有了20%的利润，它就会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有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它就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而“瘦肉精”的利润率距离马克思框订的杀头线仅仅差25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暴利驱动，你说其发展和流传怎么能不疯狂且变态呢？
　　瘦肉在中国是这样变成谈虎色变的精怪的
　　利益是一只看不见的调剂市场的魔手，随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肥瘦猪肉需求变化而带来的价格差异，在同一头猪身上如何能创造更多的瘦肉便成为一个焦点，也正是当年那些发明创造并向中国传播了营养学、猪能产生大卡热量等科学知识的西方科学家，又发明了一种可怕且能把瘦肉变成骇人的精怪的“瘦肉精”，近而危及到所有食用猪肉的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又一次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瘦猪肉恐怖”，无怪乎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保罗•伯格在谈及科技进步和社会伦理的关系时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观看历史的重复。”而这也正好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肉食品市场所面临的令人悚然的现状，我以为，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问题的根源，还是让我们循着“瘦肉精”的流播轨迹，来一番溯本追源吧。
　　1980年代初期的美国，是一段雄心勃勃且蒸蒸日上的提升期。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创造欲望的年代，特别是在高科技和生物工程领域里：计算机这个注定日后要变成美国从全世界吸钱的巨大机器已经开始启动；科学家们已从胚胎细胞中克隆出完整的青蛙……而也恰恰就是对这些新发明新创造所带来的巨大的营利空间和前所未有的便利的憧憬，使公众便松驰了对科学滥用的警惕。
　　于是，在美国一家公司里，可能是一个并没什么名气却爱瞎捣鼓的青年研发人员，不经意的将一种叫做盐酸克伦特罗的粉状物放到做好的猪饲料中，奇迹出现了！于是，一条建在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产业和资本组合的链条，顺着由发达富裕地区递次的方向往全世界延伸。一时间，财源滚滚，皆大欢喜，特别是那些有资本支撑能在第一时间用上瘦肉精这个新发明的国家和地区的既得利益者们。可是好景不长，当人们还沉浸在掘得第一桶金的满足和对未来由此产生更多桶金的美好憧憬中时，意外却发生了——
　　以斗牛士和足球闻名于世的西班牙，却意外的成为“瘦肉精”在全球的第一例受害个案：1990年的3月，135个分属43个家庭的西班牙人，可能是一同观看了一场精妙绝伦的足球比赛或者一场惊险刺激的斗牛表演后，这些性格和气候一样火热的男女们便一同聚餐，席间自然少不了他们平素的最好——牛肝汤。一场集体中毒的悲剧发生了，所有在场的人都程度不同的出现了心跳加速、肌肉颤抖、头痛、恶心忽热忽冷症状。一时间，“瘦肉精”在当地引发的恐惧超过了席卷欧洲的“疯牛病”，人们谈“瘦”肉色变。

    能憋出这些字已经挺不容易了，除了写论文以外没打过这么多字。兹当是来扫了灰尘了罢。

    生活是用来过的，不是用来说的。